1954年，北京，姚洛开始在陈伯达身边工作。当时的陈伯达负责文字及理论事务，虽然职务不低，但尚未显现出后来的重要性。姚洛印象中，陈伯达最显著的特点并非威严，而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感。陈伯达出身于知识分子，擅长文字工作，但普通话不太流利，带有明显的方言，让一些人难以理解他。在毛泽东身边，他多负责文稿起草、理论研究和文件整理等。虽然这些工作表面上安静，但实际上压力巨大，发送给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准确无误，不能显露个人观点。因而，陈伯达在重要稿件上通常亲自修改，难以被他人替代。

姚洛回忆，陈伯达常自称是“小学生”，而把毛泽东视作“教员”，在领导面前展现出谦逊的一面，而对待下属则很少采取强势作风。然而，这种谦和并非意味着他坦率。姚洛用“诡”字形容陈伯达的复杂性，强调他的观察力与揣摩他人情绪的能力，认为他的本事在于“看方向，摸气候”。这种敏锐让陈伯达受到重用，但也使他对周围关系异常敏感，尤其在不同意见出现时，他更容易产生防范心理。

由于工作关系，姚洛与田家英有接触，后者同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。虽然这种往来并不奇怪，但却让陈伯达感到不安，有次他直接询问姚洛：“有人反映你在背后搞自己的‘老板’。”姚洛对此感到惊讶，只表示工作上的接触可以面对面解释。这件事情显示出陈伯达的另一面：他不立即发作，但会细心留意细节，第几与谁接触、谈及何事，这些都会在他心中转动。 南宫娱乐

姚洛还有一个深刻印象是，陈伯达在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后，经常反复修改，甚至亲手撕掉旧稿，似乎不愿留下任何痕迹。姚洛对此产生疑问，而陈伯达并没有详细解释。秘书认为重要文件应留存，而陈伯达的做法或许出自对文件被曲解或责任追究的担忧。在政治文字的中心，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日后追究的证据，存在风险。

虽然陈伯达写文速度较快，但并非始终如此。早年的积累使得他的文章思路清晰、措辞有力，但随着工作量的增加，旧有的知识难以支持新的任务，反复改稿成为常态。有次已发出的文件，他突然意识到某处表达不妥，立即要求追回稿件进行修改。姚洛因此感到，陈伯达并非轻松掌握权力，而是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。

1956年，姚洛结束了秘书工作，陈伯达的妻子刘淑宴接替了这一职务。后来在特殊时期的审查中，姚洛意识到与田家英的接触可能早已引起陈伯达的不安。这种安排并非仅有一个原因，至少表明他对身边人的信任极其有限，秘书不仅需办事，还要让他感到可控，而亲属关系往往能提供更大的安全感。 南宫娱乐

陈伯达的职业生涯也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。他通过文章和理论进入权力核心，逐步获得高位；然而，随着地位的提升，他对风向、关系的关注增加，反而弱化了独立判断的空间。姚洛眼中的陈伯达既不算平庸，也不能仅用“才子”来形容。他博学多才，具备文字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，处理事务极为谨慎。然而，过度谨慎如果演变为猜忌，他的才华可能就会被复杂的权力关系所左右。秘书的视角与外界的看法有所不同，外界看到的是表面的权力光环，而秘书目睹的却是深夜改稿、细致入微的思考，以及每一个决定前的漫长犹豫。